金陵大学回忆(摘录)

发布时间:2020-07-01访问量:35

动乱中接任校长

1927年,我国人民的反帝运动如火如荼,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。北伐军一举攻克南京,外国传教士心惊胆战。金大校长美国人包文看到局势动荡,形势逼人,也产生了辞职返美的念头,感到外国人当中国大学校长已经不合时宜,认为校长还是中国人出任好。他多次找我谈话(时任代理文理科长),认为我出身金大,留学美国,与金大渊源较深,对教会情况也较了解,而且在北京师范大学又有过行政领导的经验。但我对行政领导素无兴趣,不善于应付人事,以前所以离开北师大来宁,就是因为怕挑行政领导的担子。因此,我婉言回绝了包文的邀请。以后包文又多次对我提及此事,我的态度一如既往。

不久,金大所有美国传教士全部撤离南京,包文正式辞职了。7月,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政府,规定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,始准立案。于是,先由中国籍教授职员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维持校务。校务委员会初设委员5人,由过探先、陈裕光、刘靖夫、刘国钧、李德毅担任,以后又增加到11人。

11月,金大理事会在上海开会,正式作出决议,推选我为校长。局面已成,难以推辞,就这样当上了金陵大学第一任中国校长,直到新中国成立,高等院校全面调整,前后共24年。

向教育部注册立案

担任校长后,我第一件事就是向政府呈请立案。我认为在我国办学,理应尊重我国主权,立案是刻不容缓的事情。大多数中国教职员工及学生都赞成我的看法,鼓励我的行动。1928年获批准,是当时国内最先立案的第一所教会大学。

立案后,我本着革新精神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和教学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改革,以适合我国国情。主要是贯彻科学精神,实行教学、研究、推广的“三一制”(即“三结合”)重视发扬民主精神。成立校务委员会,十多位常委,几乎每周有1~2次聚会,讨论研究校务,对各项重大措施制定决策。这种民主精神体现在学校的各个方面,它是金大师生长年累月积累起来的一种精神力量,是推动金大不断前进的重要因素。概而言之,即爱国主义思想、学术自由思想。

立案后,理事会改为校董会,增加了中国校董比例,使中国人占总数的2/3,美国人只占1/3;又将各院院长、系主任及各级领导逐步改由中国人担任,教职员工中,中国人的比例大大增加。实行这种措施,曾遇到不少困难,但在全校师生支持下,终于完成了这一改革。这在当时教会学校中,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。

成立文、理、农学院

金陵大学原设文理、农林两科,立案后扩充为文学院、理学院和农学院。

文学院下设历史、政治、经济、国文、英语、哲学、社会及社会福利行政8个系。初以研究为主,后重应用及推广。

理学院除原有科目外,加强了课程设备及师资力量,增设化学工程与电机工程课,后又增设化学研究所及汽车专修科。

理学院推行电化教育时间较早,从1922年开始,一直间歇地延续到解放后院系调整。抗战时还办过两年制电教专修科和3次电教训练班。电教摄制人员足迹遍及全国各省市100多个点巡回放映。1943~1945年金大迁成都后,在华西坝每周一次露天电影从未中断。

金大农学院历史悠久,初创于1914年,开国内四年制农科的先河。它的主要特点也是教育、科研、推广“三一制”,重在联系中国农业实际,不尚空谈。其中推广尤为重要,师生足迹遍及全国十多个省的农村,受到各地农民的欢迎。金大校誉鹊起,闻名国内外,农科是一重要因素。

农林科成立后,在南京、安徽等地购买土地,开辟农场,开办农事实验园,培育新品种,并接受各省报送的官费生就学。1922年,应各地要求,开办农业专修科。农业推广部并在各地设立实验农场。曾先后培育被称为“百万棉”和稻、麦等良种在农村推广,对提高产量和农民收益,收效显著。

金大立案后,农林科改为农学院,下设8个系和1个部:农业经济系、农艺学系、植物学系、森林系、蚕桑系、园艺系、乡村教育系及农业推广部。另外,还开设了农场及农业试验场多处。

1930年,美国农业部出资,在金大美籍教授卜凯(J.L.Back)大力支持下,农学院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农村经济调查,动员师生广泛参加,写出数千页调查报告(《中国农业经济调查》)。卜凯是美国中国农业问题专家,担任过美国农业部农业顾问,二战后任联合国远东救济总署署长。

西迁与复校

1937年,抗日战争爆发,日军长驱直入,淞沪很快弃守,南京岌岌可危。金大和其他单位一样,积极作内迁打算。经与另一教会大学——成都华西大学商洽,决定迁往四川。教育部表示无法解决迁校所必需的交通工具,金大行政只好发动群众,依靠师生员工的力量,出借车辆船只,运行行李、家具及人员。最后分了3批从下关出发,经汉口抵达成都。前后历时3个月,备尝艰辛;但全体教职员工在西迁中表现得同心协力、十分团结。

当时金大校本部迁成都华西坝,理学院迁重庆。同时内迁的,还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、齐鲁大学、燕京大学,加上原来的华西大学,5所教会大学集中一地,显得十分热闹融洽。

西迁不久,金大又恢复了蓬勃气象,但麻烦与困难也不少,行政与经济无法统一。虽然处境困难,但金大科系仍有发展,学生人数年年增加,我心中感到十分欣慰。

抗战胜利后,学校于1945年11月组织了复校委员会。我于年底赴南京,接洽复校事项。1946年1月返回成都,由复校委员会研究决定:4月15日提前放假,4月底开始复校。幸赖全体师生员工之努力,不仅圆满完成艰巨的迁校任务,还维持了教学的正常进行,使金大于1946年9月在南京开学。

经过8年动乱,人心思定,大家都埋首于做好本职工作。在复校后第一年,金大的设备仪器大有补充,各学院所属科系也有所发展。但国民党挑起内战,金大学生同其他学校进步学生一道,以爱国为己任,热情澎湃,奋起反饥饿、反内战,积极参加各种爱国运动。虽国民党政府多次表示要各学校当局负责控制学生情绪,加强对学生的管教;尽管我平时要求学生埋头读书,少问外事,但我反对国民党的党团活动干扰高等学府,更反对随意侵犯人权,因此,我十分同情和支持学生活动。从1947年到解放前夕,曾多次发生金大师生被捕事件,多由校方设法保出。解放前有一天,蒋政府派车来接中央大学校长和我两人去蒋介石住处,蒋当面提出,学生频频闹事,要我们对学生严加管束。我们二人回答说:我们已经劝告,但要过于管束,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抗。

解放前夕,我彷徨于十字路口,是走是留,一时拿不定主意。在美国的众多同学和亲友,希望我去大洋彼岸。但最后我经过深思熟虑,还是把到手的出国护照撕了,因为我相信中国共产党能把千疮百孔的中国治理好。解放后的事实充分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。目前,几经曲折,祖国已如旭日东升,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气象日新,我以耄耋之年,深深感到做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的。

(陈裕光)

 

本文原载《上海文史资料选辑》第47期,转载自《南大校友通讯》2013年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