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要把书读到底,看看是个什么样子(口述史)

发布时间:2020-06-24访问量:25

受访人   潘毅

采访时间 2017420
采访地点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行政南楼310

采访整理 单雨婷

作者简介 潘毅,江苏南通人,1957年生。1978年进入南京大学学习,先后获学士、硕士和博士学位。1989年至1992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。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。

 

复习四天去高考

1974年我高中毕业回到农村,1976年回乡满两年,按规定有资格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。当时大队里面有小队,小队里面有贫农组长,大队的贫农组长会有资格推荐工农兵学员候选人,我被推荐上了,但当时推荐渠道可能不止一个。在等待推荐的过程中,我就想怎么总没有通知下来可以参加考试或者面试,等了个把月,问了以后才知道,考试已经考过了,根本就没有我,这是我在1976年的一个经历。

1977年初就听传说可能恢复高考,但当时我一直不敢相信会是真的。后来到1977年上半年的时候,没有任何动静,也听不到说要考。当时我有一个比我小几岁的表弟,他在高中教书,他们学校里已经开始准备了,他就说可能要开始高考了。我也关心这个事情,因为当时在农村当农民干活,田里面的农活也很紧张,我是生产小队的会计,又是主要劳动力之一,所以天天在田里劳动,从来没有离开农田去复习,而且也不知道有关高考的消息准确不准确。

我确切知道要恢复高考,应该是在当年的9月。我清楚地记得,那天在收完水稻的田里种麦子,我的一个高中同学(也是我们这个生产队的)过来找我,说:确定马上要高考了,大家都在原来的中学里复习了,你成绩这么好,怎么还在田里干活?让我放下手里的活,和他一起去原来上高中的中学,去上辅导课。我想:去去也好,所以我就放下田里面的活,和他一起去了。到学校听了一个下午的课,感觉进度太慢,我也没再去,从那时开始我就进入认真准备考试的复习阶段。尽管这样,我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地里面的劳动,还是照样天天出工,我认为作为生产队的干部,应该天天带领大家一起出工劳动,不可以耽搁的。

其实我高中的基础还是不错的,一方面我是七四届高中毕业的,我们这一届是“不幸中的幸运”的一批人,我们高中入学在1972年,当时邓小平回来当副总理,那段时间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所谓教育“回潮”。虽然也是天天学工学农,但是学校对课程教学还是比较重视的,我们正好在这个阶段,就比较幸运,基础打得还可以。

另外一个方面,我高中的任课老师,无论是语文政治还是数理化,都是被下放的知识分子。我的数学老师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,后来被下放;我的两位语文老师,一位是非常优秀的师范学校毕业的老教师,虽然他的普通话讲得不好,但语文课讲得非常好,一位是从南京下放的教师,普通话很标准,课也教得很好。基本上我的老师都算是科班出身非常优秀的教师,所以我在高中阶段学到了不少东西,受到了比较好的训练,教学内容的深度也很不错。

1977年,在江苏省正式的高考之前,还有一个预考。那时候没有什么复习资料可以买,应该说也没有钱买。我自小有一个习惯,就是把我上课的教科书、作业本那些东西专门收到一个地方,虽然农村很潮,物什也容易生霉,但是我一直没把这些资料丢掉,在高考复习时,这些就派上用场了。虽然已经离开学校几年了,但看到熟悉的教科书和自己做的作业本,还是很亲切的。整个高考复习阶段我记得我就买过一本资料,就是县中出的一个简易版的北京地区高考复习模拟题,一毛五一本,所以我整个高考复习花了一毛五分钱。这样我就利用工间休息和晚上的时间复习。工间干完活以后,大家聊天我就看书,那时候我看书的效率特别高,无论什么嘈杂的环境都影响不到我,复习的状态非常好。

预考大概在十一月底,我是去二十几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上参加的。我感觉题目不是特别难,自己考得不错,但也不知道能不能进入统考,预考完了,我还是继续天天到地里干农活,照样做自己本来的事情,同时等消息。

统考前的一个星期,有人过来通知预考通过的考生,告诉我们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参加统考。统考是在县城里面。知道可以参加统考已经离考试只有一个星期了,我当时正在忙一个有关学习的现场会,我是大队学习辅导员,负责这个事情,知道要参加统考,我专门到公社请了假,他们批准了,这样我有了四天的时间,完整用于复习迎考。正好我姐姐家在县城,那时还有四天时间,我就想到我姐姐家复习,那里相对比较安静,所以我就离开了农村,去复习了四天,四天以后参加高考。

高考前要填志愿,我们高中毕业就在农村里面,没有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。虽然我当农村辅导员,也能看到报纸的信息,但是对大学完全一无所知。填志愿的时候,我有一个亲戚在当时的南京化工学院,但我以为他就在南京大学,我以为南京就一个大学叫作南京大学。等拿到高考填志愿那个本子,我才知道原来南京有这么多大学。当时问了老师,知道南京大学是最好的,我也希望上南京大学。当时对年轻人能离开农村到城里当工人就是非常大的梦想,当科学家是不敢想的。选专业的时候,有老师在旁边提供参考意见,我就问他填什么专业比较容易录取,老师说化学。我们那年还要填二级专业,我问化学里面什么容易录取,老师说有机化学,因为有机化学要做实验,比较辛苦,可能好多城里的孩子不愿意读。所以我第一志愿就填的南京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。高中里的孩子,绝大多数对数学最有兴趣,其次物理,再其次是化学,所以我也一样。当时填志愿可以填三个,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南京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;第二志愿填的是物理方向,南京邮电学院,具体二级专业不记得了,偏物理偏通讯的方向;第三志愿填的是数学,因为我当时最喜欢数学,想如果不能到好学校,到一个好专业也可以,所以我填的扬州师范学院,我想出来当老师也挺好的。

1977年高考是有政审的,但其实影响不大。我们家是贫农,家里面很穷,在解放以前没什么财产,成分算比较好,我肯定没受到影响。而且我感觉1977年到高考之前的政审,其他人受影响的也不多。这是跟邓小平有关系的,应该是从1975 年开始,邓小平就说要给所谓的地主、富农、右派“摘帽子”,就是通过进一步调查,确认够不够得上特别反动,够不上就要平反,把他们变成公社社员,1977年政审,他们这些人的子女也就没受什么影响,至少在我们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影响。因为我在我们生产大队做既做学习辅导员,也做所谓的材料员,材料员就是负责一些问题调查,写成材料供有关部门决策,“摘帽子”的事情也是材料员的工作之一,我们大队经过我这里的,原来所谓的“地富”的帽子,基本都摘光了。我印象中只有一个没有摘,因为那个人是跟日本鬼子有联系,是还乡团的头。所以那个时候考大学政审一般是没什么问题的。

后来参加最后的统考,出来感觉也还不错。因为基本的题目都能做。我记得数学是一张卷子,物理化学是一张卷子,语文是一张卷子,政治一张卷子。考完以后就没有任何信息,也没出来分数。出结果应该是到了次年的二月份。那一天我是到公社的另外一个大队开会,临近傍晚,有一个邮递员专程过来送录取通知书给我,那个时候要求把通知书送到本人手里,他已经到我们家去过,我们家说我不在,于是他又带着通知书送到我开会的地方,一看通知书是录取的第一志愿,南京大学有机化学专业。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刻,感觉很复杂,既有喜从天降的喜悦,又有不知路在何方的彷徨。

励学敦行窗前读

那时虽然我已经二十二岁,年龄也不小了,但没出过远门,当时是第一次来南京。我有个表哥在南京当兵,他正好回去探亲,我就跟他一起来南京。那时候也比较简单,我记得我带了个木箱子,我表哥帮我一起拿棉被等过来报到。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没有钱,国家有助学金,所以也不用带钱。报到时学校里安排得很好,有接站的。来了之后到宿舍里,也没感觉到条件有多好。当时南京大学的集体宿舍,八个人或者十个人一间,小房子,上下铺,我们是被安排了十个人一间宿舍,是宿舍楼低一楼层顶头最小的一个房间,五张双人床,上下铺,过道非常窄。所以稍微胖一点的人就很难进出。有个印象特别深的事,当时的校长匡亚明到学生宿舍来看望大家,因为我们宿舍正好就是进门第一间,一到就到我们宿舍来了,他比较胖,肚子比较大,想直接进到宿舍里有困难,侧着进来也有点困难,最后还是侧着进来了,因为侧着进来肚子可以往里面收。

我们同届同学关系非常好。我们七七级、七八级很多学生都成年了,像我是1957年的,年纪算中等,小的比较少,大的比较多。大的有四几年的,比我们大十几岁,小的也有,1961年、1962年的应届生。我们这届都比较珍惜学习机会,因为能进入大学太难得了,所以那时候我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,当时也没有电脑之类的娱乐设备。平时同学们基本上晚上教室熄灯了才回宿舍,我记得那时候就有专门管宿舍的职工,晚上十点钟就熄灯了,大家晚上九点半回到房间里,洗漱、睡觉,熄灯后就聊一会儿天。同学之间非常关心,没有什么矛盾,关系很融洽,老的关心小的,如果有人有困难,大家也愿意伸出手来一起帮助。

我们进来的时候,还有一届工农兵学员,大家关系也挺好的。学校里曾经有高考进来的学生和工农兵学员之间的摩擦,但是也不严重。我们这个班是没有过这种摩擦的,也没有什么群体性的针对工农兵学员的事件。

当时化学系的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与现在差别不大,我们那年招四个专业,无机、有机、物化、高分子,没有招分析专业,有一百多个学生,老师也差不多有一百多位,规模不是很大。当时副教授就算比较资深的,老师中有比较资深的教授,也有一些资历较浅的,讲师或者助教。在我的印象中,当时一些比较年轻的老师上课要先旁听课,因为自已上不了讲台,稍微新一点的知识,他们也是不懂的。由于刚刚恢复正常高等教育,没有完整的教科书。我进校以后,帮我们的专业课刻了很多钢板来印教科书,基本上是上完一章节的课,就油印一张发给同学。那时候确实很简陋,教室也不够,学校就在北大楼后面搭了个平房,大家都把它叫做北平房,上课经常到那里。北平房是用毛竹搭的房子,地上还是泥土,放上有扶手的凳子就成了我们的教室。

我们学有机化学要做实验,那时候实验设备很简陋,仪器都是比较原始的。很多东西都要自己在实验室自己做,比如我们用的滴管,就要自己从玻璃管在煤气灯上拉成滴管,这都是基本技能。再比如塞子,不是后来我们要用的那种磨口塞,两边一套就可以,当时我们都要用橡皮塞,要自己打孔,把孔打出来以后把玻璃棒穿进去。

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很多,专业课和公共课的老师都有。因为老师都很认真地上课,也很希望把东西教给大家。也有大家学起来感觉比较困难的,那就是数学。我们学化学的学生很多都怕数学,一考数学大家都觉得考得太难了。

我们集体活动不多,但是也有。记得比较深刻的就是清明节一定会去雨花台祭奠烈士,因为是要集体走着去的。我们是化学专业整个大班一起去雨花台吊唁烈士,因为路走得比较远,而四月份的天,开始有点热,所以每次走着感觉很累。

那时候还流行过交谊舞,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起来比较正常,但是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去。当时主要的娱乐是看电影,因为学校礼堂每个星期有电影,一毛钱一张票。当时我的活动非常有规律:平时周一到周五都在教室度过,白天上课,晚上自习;礼拜六也会安排学习,一般是礼拜六或者礼拜五晚上去看一场电影;礼拜天有时候同学会组织去玩,逛逛南京的景点。

改变的岂止个人命运

临近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在考虑去向。七七级都是包分配,大家都在考虑能到什么单位去。我可能跟很多同学不一样,我当时就想读研究生,想再念书。因为我爸爸解放以前念过私塾,但也没有念多少书,我妈妈是文盲,一个字不认识,所以当时我有个很朴素的想法:我要把书读到底,看看是个什么样子。就是这种朴素的想法支撑着我,要完成上一辈没有完成的学业。我一路过来就是这样,大学毕业就想考研究生,研究生毕业就想考博士,中间基本没有断过。硕士毕业的时候,因为缺老师,所以让我报到做老师,但是报到了也没让我参加工作,就读博士了。博士算是在职读的,但实际上也没有工作,博士毕业之后才留在学校工作。

高考改革不仅彻底改变了我们个人的命运,对国家的发展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。文革期间,高校教育暂停,人才特别缺乏。恢复高考选拔人才,对后面的改革开放和整个国家的发展都太重要了。对个人来讲,我能搭上高考这辆车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,没有改革开放,就不会有个人后面的发展。我们家在农村,当时除了当兵以外没有其他途径出来深造或者工作,所以高考算是我实现当工程师梦想的唯一机会。而且1977年、1978年高考对我们这些当时已经回乡几年的人来说,就更难得了,因为像我们在农村里长大的年轻的一代,如果没有高考,大家可能就会考虑找对象结婚,1977年高考时,我已经回乡三年多了,我在想,如果没有1977年、1978年的恢复高考,可能自己也就要考虑找对象成家了。如果成了家,即使后面机会来了,可能也不一定会参加高考了。尽管有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,但参加的人数并不是很多,真正进入大学学习的也非常少,我想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已经结婚了,有家庭,有自己的孩子,有责任要养家糊口了。高考给了我们在高等学校深造的机会,我们才有后面的发展,没有高考,就没有我们后来的一切,所以高考对我人生的改变是根本性的。没有高考,也许这辈子不会走出南通,更别说到世界各地访学交流,没有高考,做梦都没有想过会成为高校的教授,大学的院长、副校长。我们是幸运的,因为恢复高考上了大学;国家是幸运的,因为恢复高考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。发自内心感谢党和国家恢复高考。

 

转载自朱庆葆主编《我的高考》,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6月第一版。